印度驻华大使维克拉姆·多莱斯瓦米7月7日在北京与部分中国企业和印度友好人士举行午餐交流会，与参会企业董事长及高级代表交换意见。印度驻华大使馆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消息称，印度驻华使馆愿意为推动印中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提供便利，促进与印度更广泛的经济和商业接触。

印度驻华大使维克拉姆·多莱斯瓦米，这位给自己取了个颇具亲和力中文名“魏嘉盟”的印度外交官，正忙着与中国企业寒暄碰杯，似乎呈现出了新德里当前对华经济政策的转向。

7月4日，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，他公开表示，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有利于两国之间的更大关系，并极力呼吁中方进一步开放信息技术、医药、农业等印度自认为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。他专门提到了印度的高品质仿制药，希望本销往美国和全球市场的药品，能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。

贸易数据的现实压力

根据印度商务部公布的数据，2025-2026财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1511亿美元，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。结果并不意外，尽管过去几年印度持续推进“中国+1”战略降低对华经济依赖，但双边贸易规模仍在持续扩大。2025-2026财年印度对华出口额为194.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6.66%。进口额则达到1316.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6%。两者叠加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攀升至1121.6亿美元，较上一财年的992亿美元进一步扩大，创下历史新高。

逆差扩大的趋势是印度产业结构与中国供给能力错配的结果。印度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，电子制造、新能源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旺盛，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具备显著比较优势的产业。以电子产品为例，印度2025-2026财年进口的电子设备中，超过一半的来自中国。在新能源领域，印度光伏组件进口量的超过70%来自中国，储能电池的进口依赖度更是超过85%。即便是印度着力发展的制药业，部分原料药仍需从中国进口。所谓经济脱钩在真实的产业规律面前，不过是一句政治正确的空话。

政策调整的务实考量

既然脱不了钩，又填不满逆差的黑洞，新德里只能换一种方法。多莱斯瓦米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“印度大使馆愿为促进印中经贸往来提供便利”，态度与印度近期的政策调整直接相关。2026年3月，印度内阁批准修改《外汇管理法》中针对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条款，对来自中国等非控股、少数股权投资放开自动审批通道，并在电子元件、太阳能光伏、制药原料等12个领域设定60天快速审批时限，也是自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首次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。

政策调整的直接动因是印度本土产业发展的困境。印度政府推出的“生产关联激励计划”原本希望通过补贴吸引全球企业设厂，但实施五年后发现，缺乏中国供应链支持的本土企业难以形成成本竞争力。2025年印度智能手机产量虽突破3亿部，但零部件仍需进口，导致整机生产成本比中国更高。新能源领域同样如此由于多晶硅、银浆等材料依赖进口。现实问题迫使印度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投资限制的实际效果。